古人为何要用活人铸剑？

　　吴国造剑最出名的人叫干将，他是欧冶子的师弟，曾与欧冶子一起学习铸剑技术，曾经为楚王铸造了“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宝剑。

　　吴王阖闾听说了他的大名后，便付了定金，也把他请来铸剑。

　　《吴越春秋》上说，干将作剑时，“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选择吉日，开炉锻造，百神临观，然而，烧炼了很久之后，那些采集来的金铁并不能融化，根本就造不成剑。

　　干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的妻子莫邪说：“你会做剑，名气大的惊动君王，现在可好了，你居然做不出来，眼看三个月的工期就要到了，你拿什么交差?”

　　干将说：“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金铁就是炼不化，唉。”

　　莫邪说：“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当年师父也遇到过金铁不能融化的情况，夫妻二人都跳进了冶炉之中，然后才造出了宝剑，难道你忘了吗?”

　　于是，莫邪就剪下自己的头发、指甲，扔进火炉里，又叫三百童男童女鼓风装炭，待到炭火最为猛烈之时，莫邪便爬上炉台，“扑”的投身于火炉之中，自焚了。

　　顷刻间，金铁融化了，变成液体的铁水，遂铸成了两把宝剑。

　　先铸成的为阳，取名为 “干将”;

　　后铸成的为阴，取名为“莫邪”。

　　干将就将其中的阳剑藏匿了起来，只将阴剑“莫邪”献给了吴王。

　　吴王阖闾得了宝剑，随手试之于石，应手而开，这就是今虎丘“试剑石”也。阖闾大喜，赏了干将一百金为谢。

　　那段时间，吴王阖闾迷上了铸造兵器。

　　既得了“莫邪”宝剑，又招募能人来为他铸造金钩，有能造金钩者，重赏。

　　于是乎，吴国一时多有作钩来贡献者。

　　有个铸钩的师傅，一心要造出一对好钩，他在开炉锻造的时候，也遇到了上面的难题，就是他所精心挑选的那些好铁，也炼不化，无法铸造。

　　怎么办呢?

　　他就把他的两个儿子杀了祭炉，投入火海之中，让他儿子的血与金铁融为一体，遂铸成了一对绝世金钩，献给了吴王。

　　过了几天，那个钩师来到了吴王宫，向吴王阖闾索要赏钱。要多少呢?吴国的最高价，和干将一样的价：一百金。

　　吴王阖闾问：“做钩的人这么多，偏偏你要求赏，那你做的钩与其他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钩师说：“臣杀二子以成钩，岂他人可比哉?”

　　吴王阖闾不信，命左右之人，把他做的钩拿过来看。

　　左右之人去了，空着两个手来回报说： “他做的钩已经混入在了众钩之中，因为形状都差不多，不能辨识哪把是他的。”

　　阖闾就叫把所有的钩都抬过来，亲自看了，的确都大同小异的，没啥区别，不好找。就说，是你做的，你自己找吧。

　　那个钩师就走上前去，左看右看，都是一个样子的，他也辨不出究竟哪把是他做的了，急的直跺脚，便对着众钩大声喊着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吴鸿，扈稽!你老爸在此，何不显灵于王前也?”

　　叫声未绝，两把金钩忽的飞出，贴在了钩师的胸前!

　　吴王大惊，当即赏了钩师一百金为谢。从这之后，吴王阖闾每天都要把“莫邪”与双钩这三把宝器佩带在身上。

　　这个故事虽然被写进了史书，但以当时的技术，是无法造出遥控飞剑的。古人为了造出神异而颇有灵性的飞剑飞钩，做过太多愚昧的尝试，毕竟，人的血再灵，也不应该有这么灵。

　　如果是真的，那只能说，吴鸿、扈稽双钩是铁的，只有铁遇到磁，才会被吸出来。而青铜铸造的兵器则不会。

　　从这个角度理解了“飞钩”，就不难理解古人为何要用活人铸剑了。

　　因为是铁的。

　　在青铜器晚期，铁，应该是一种新型的贵重稀有金属。

　　因为当时人们冶炼金属用的是木炭，而不是焦炭。炼铁这种新技术还很不成熟，木炭的温度达不到冶铁的需要，所以在关键时刻将人体这种高脂肪高燃烧值的东西推入，生成碳元素，就可以有效的提高炉温。

　　铜的熔点(1083)低，用不着血肉祭炉就能够冶炼，而铁不行，铁的熔点(1535)较高，那就要“祭炉”了，否则难于融化，因此，铁在当时又被称作恶金。

　　向炉中投入人体，或投入牛、羊，效果应该都是一样的，都能够提高炉温，都能够碳化后形成钢。但古人认为，动物没有灵性，人之精气神俱存于血中，以之筑剑，才可以使剑生灵气，甚至是要用至亲人的血才能造出最有灵性的剑!

　　这一点，我们无法验证。即便是当年的楚王，也心存这样的疑惑，难道剑还有灵魂?他曾经问人家：“夫剑，固能有精神若此否?”

　　回答的人当然要言之凿凿的说：“肯定有啦!”

　　就算是不被众人理解，刘陶依然坚持自己的行事标准，坚持自己的为政主张，以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即“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刘陶年轻是在洛阳太学读书，本来，年青人专心求学，等待时机，正常出仕就好。可刘陶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看到当时大将军梁冀倚仗自己有太后撑腰，在朝中独断专行，而汉桓帝称帝多年，却竟然无子，天下多个地方连年灾荒，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刘陶忍受不了，于是慷慨上书，抨击国政。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经写过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其中有个名句，叫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词句很是慷慨，可是指点的时候是痛快，可却会遭到被指点的粪土们的疯狂反扑。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到后来才意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空有书生意气是远远不够的。而刘陶的上书，不但是批评了了那些粪土级别的万户侯，更是把锋芒直接指向了万万人之上的皇帝。

　　在奏折中，刘陶首先高度赞扬汉高祖刘邦，能够从布衣起事，成就大业，在称帝之后依然勤政爱民。然后痛批汉桓帝，“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敞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汉桓帝不但不能继承先辈帝王的丰功伟业，而且连最基本的勤政都做得很差，并且把至高无上的王权，交托给外戚势力(梁冀)，导致奸佞当道，百姓流离。正因为汉桓帝失德，上天才降下灾异，警告皇帝，警告世人。可是刘陶说，你汉桓帝不但不知道醒悟，反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乐，导致天下混乱，官员残暴不仁，百姓冤死者众多。然后，刘陶非常恳切的希望汉桓帝能够吸取暴秦灭亡的教训，明白汉哀帝、汉平帝宠幸外戚导致国家混乱的恶果，重用贤臣李膺等人，“摧破奸党，扫清万里”。

　　可是，奏折呈上之后，毫无回应。汉桓帝既没有同意刘陶的主张，也没有把刘陶抓起来治罪，而是束之高阁，悬而不问。汉桓帝为政多年，虽然平庸，却还知道善恶。刘陶在奏折中抨击汉桓帝重用梁冀，本是事实。可是刘陶光从大义角度考虑，却没有从汉桓帝自身的角度考虑。在汉桓帝看来，自己的皇位之所以还算巩固，那就是有大将军梁冀等人力挺。包括后来的汉灵帝宠信十常侍等宦官势力，一样是皇帝们考虑到借助外戚、宦官的势力，可以打击异己，更好的巩固自身的地位。

　　刘陶光从国家，从大义角度看待问题，提出建议，也就难怪汉桓帝会不受理了。没有治刘陶的罪，已经是汉桓帝爱惜人才，体谅刘陶报国之心了。一个人，如果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建议，首先就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在对方和己方之间追求最大的双赢。如果刘陶能够在汉桓帝巩固皇权和汉朝百姓的富足安康之间找到一条更为有利的双赢之路，汉桓帝未必不会听从。

　　后来，有人上书朝廷，说现在老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是钱的面值太小，提倡铸造大钱。汉桓帝把这件事情下到朝廷公卿讨论，刘陶上书，阻止铸造大钱。刘陶认为，天下百姓的贫困，关键不在于钱的面值，而在于朝廷没有推行善政。只要朝廷推行善政，听从百姓的呼声，自然就可以百姓富足。汉桓帝一看有理，也就听从了刘陶的建议。不过，刘陶的建议看起来光鲜，其实空有口号，很难落实，于是汉朝的经济依然混乱，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