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是谁？颛顼的老师伯夷是个什么样的人

　　颛顼的老师叫“伯夷父”，也叫“伯夷”，是上古著名贤人。此“伯夷”并非西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春秋初年“孤竹国”的“伯夷”，所以上古之书以“伯夷父”加以区别。

　　伯夷姓“姜”，为炎帝后裔、“共工”兄弟之孙，曾担任颛顼的“大祭司”和“太岳”。

　　“太岳”即“华山”，山高接天、可通天神。炎帝的后裔都崇拜天神，而华山在他们的眼中为天下第一高峰，所以称之为“太岳”。因祭祀天神的缘故，颛顼创制了“太岳”官职，伯夷即为第一任“太岳”。从那以后，伯夷的“太岳部落”每迁至一地，都不会丢掉崇拜山岳的传统，于是中国就产生了以“太岳部落”为中心、东南西北最高峰的“四岳”。“太岳”华山为“西岳”，其它分别是：“东岳”泰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

　　因为有了“四岳”之名，尧的时候就设置了“四岳”官职，由伯夷或他的子孙担任。“四岳”不仅分管四座神山的祭祀，也同时还管理四个方向的大小部落首领。至于“四岳”究竟为伯夷子孙中四个人的官职?还是伯夷一个人官职?尚有异议。

伯夷

　　伯夷自古被认为是品德最为高尚之人，不仅是颛顼的老师，而且在“尧”的时候辅政，为尧“典三礼”、“定五刑”，掌管礼仪。“尧”曾经想让位于伯夷，伯夷不肯接受“尧”的禅让美意，推荐了“舜”。“舜”当政的时候，任命伯夷为“秩宗”，管理“礼部”。“舜”派大禹治水，伯夷作为水神共工之后，也很善于治水，又尽心辅弼，成了大禹的心腹之臣。

　　伯夷本为炎帝“姜”姓，子孙繁衍出“齐、吕、申、许”等四支后裔，这四国也都姓“姜”。为嘉奖伯夷，“舜”晚年之时，将“吕”地分封给伯夷，并封他为“吕侯”，伯夷被尊为“吕”姓始祖。春秋之时，著名谋士姜太公“吕尚”，就是他的后人。

　　伯夷辅佐颛顼的时候，儿子“西岳”生了“先龙”，先龙的后代子孙便是“氐(dī)羌”。

　　“氐羌人”姓“乞(qǐ)”，在甘青高原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向四方迁徙。

　　“氐羌”是“氐族”和“羌族”的祖先。

　　一部分“氐人”居住在西北一带，于汉魏时期形成“氐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虽在西晋末年曾加入“五胡乱华”行列，但到唐代时候，已经融入了“华夏族”汉人;一部分属于“氐人”系统的“白人”则向西南而去，迁入川西、滇北、滇中，成为西南少数民族。

　　“羌人”有的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西藏地区的古“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许多种族的羌人;有的仍然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成为许多种族的羌人。今河西走廊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古有“乌孙”、“月氏”、“塞种”等国，都是羌人。悲惨的是，商代以后产生了作为奴隶的“只羌”。“只羌”不仅被当成牲畜使用，还被作为祭品，有甲骨文记载，商代一次祭祀活动，就杀祭羌人三百多。如此残酷的原始奴隶制度，西藏居然延续了几千年，直到公元1951年才被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废除。

　　颛顼塑像

　　西北部分的上古羌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游牧，有些成为不同族群的凶悍“戎人”。

　　“姜”与“羌”二字古音相通,但无论是“九黎”和“三苗”形成的羌人，还是“氐羌”形成的羌人，还是“蚩尤”与“氐羌”后代通婚形成的羌人，都是炎帝血脉。

　　炎帝的支脉——伯夷父的后代“氐羌”，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也是构成多民族华夏之国的重要骨干。今日，无论是中原或边陲，还是西藏或新疆，都是远古“氐羌人”的活动之地。

　　袁世凯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他称帝。袁氏此举让世人心灵震撼不已，感到古老中国要跳出帝制的圈子颇为不易。其实，除去称帝，袁世凯亲历的反腐也值得人深思。

　　袁氏做了83天皇帝，就不得已宣布取消帝制。细思袁氏此举，超过古代帝王不少。毕竟是受过新事物熏染的政客。历史上不少皇帝，反对声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辞职的，只有刀架在脖子上以后，装出“禅让”的样子，极不情愿的“让贤”。而一些立场坚定的皇帝则肆无忌惮敛财、杀人，任大地流血漂橹，任生灵横遭涂炭，等人家用暴力掀翻皇椅才止住手。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这是浓缩、概括的话语，指袁世凯称帝复杂的轨迹。《袁世凯评传》把促成袁世凯称帝者约略分成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二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三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四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五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用这段话为唐先生那句简括之言作个脚注，也许不为不当。

　　袁氏称帝，原因虽然复杂，症结点恐怕还是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分析的，即袁世凯“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

　　至于反腐那些事情，在剖析袁氏的文字中，占有的份额并不大。虽然此事不比称帝重大，但与稳定相关，任何朝代，任何体制的社会都要做。不惟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人物的措施。袁世凯在清朝和民国都曾与惩贪有所纠缠，官场的光怪陆离，不由让人对官场的反腐俯首深思。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因为光绪帝无嗣，以载沣长子溥仪入嗣继承皇位，是为宣统帝，载沣同时被授为监国摄政理朝政。此时的袁世凯位处军机大臣，收买了不少朝廷重臣，比如奕劻。据说，载沣一直想诛杀袁世凯，一是为其兄光绪帝报仇，另一方面，作为摄政王，必须清除袁世凯这个障碍，自己才可能大权在握。然而，杀人虽易，但理由必须得当。究竟给袁世凯戴一顶什么罪行帽子，载沣花了些精力。

　　原本想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杀掉袁世凯，但觉得不可行。不论古今，杀掉一名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官员，必然要牵连出众多贪官，像奕劻这样的元老重臣是躲不过的。让人不能不思的是，载沣的目标不是奕劻等臣子，岂可以因为一个袁世凯而毁了国家的栋梁?另外张之洞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奕劻问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必须事前考虑清楚。想来想去，载沣将袁世凯贬回老家养“足疾”去了。

　　有人说，载沣没有杀掉袁世凯乃一大失误。我们姑且不说袁世凯是不是贪污受贿，假如清朝没了袁世凯，是否会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只以政客反腐论，投鼠忌器是必然的心态，反腐常常被扭曲的心态所扭曲。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第一任大总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的袁氏，在治贪方面虽然没有载沣投鼠忌器的困扰，却有碎器震鼠、杀一儆百的“姿态病”。按当时《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官吏不论大小，违法贪赃逾五百元，便可判处死刑。京兆尹王治馨，就是因为一桩五百元(数字常有不同)的贪污案而被袁饬令枪决。据说都肃政史查实证据后，上报总统袁世凯。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

　　龚育之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曰，王治馨曾就宋教仁遇刺一案代表总理赵秉钧向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人解释。王氏有言，应桂馨曾与赵秉钧商量暗除宋教仁一事。“总理谓此事体大，我不敢主张，须问过总统。总理随即对总统言，总统谓人之主张各不同，安可因主张不同，便谋害人，此事绝对不可，故总理亦绝对拒之，可见杀宋一事，总统决不知，总理亦决不知。”又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是言一出，舆论大哗。袁世凯暴跳如雷，说：“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

　　惩治王治馨，不单是个做姿态的问题，还有政治瓜葛。此类旧账新账一齐算的思路，对反腐力度绝对是自我讽刺。为敲山震虎，杀几个撞在枪口上的贪官，已经与制度反腐相去远矣，如果再掺以集团或个人利益，反腐云云，就只能恶性循环了。(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李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