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有什么区别？

　　八路军与新四军哪一个级别高?这看似是一个简单问题。因为，以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八路军的正、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后来成了解放军的正副总司令，而新四军军长陈毅，后来是当时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孰高孰低，应不是问题。

　　但是，一网友虽然结论与上同，但视角却有异：八路军是“集团军级”，而新四军是“军级”，按照当时国民党军编制，集团军可以下属军，以此观之，八路军的“级别”应高于新四军。还有网友做了些很实际的补充：姑且不谈人数，八路军建军时，下属为师，师下又属旅，旅再下属团;而新四军下属的支队，就是旅级单位(支队)，再下属为团。所以应该说它们之间的级别高低是清楚的。

　　窃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及其回答，与其说，是在完成一个历史“小专题”的历史考证，弗如说，它更可以引出人们对历史逻辑过程的一种合理思考，以“科学化”我们的史学理论。

　　首先，这里提出了一个“国民党军级别判断标准”出来，进而人们就会问：国民党军“级别”的高低是严格的吗?

　　众所周知，国军的编制，先是从北洋军沿袭下来的;其后，又参考了其它国家建立的军队编制;之后，北伐时期又接受了当时直系等军队的编制;再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断变化，甚至到解放战争时期，又不断出现先是“整编军(师、旅)”，后又取消旅级单位……编制一直比较混乱。这种混乱，在抗战初期最为明显：比如高于军的单位，正式使用过的名称，就有集团军、军团、兵团三种。在松沪抗战中，此为当时一些将领的不满之一。

　　在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期，国军开始用的“某路军”(即后来的“集团军”)，其下编制设置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设“实军”。例如29军改变的第一集团军，下属59、68、77三个军，且军下还设师、旅两级。

　　——第二种，设“虚军”。如吉鸿昌的22路军就只下设两个师，但又下设了一个“30军军长”，其实是为吸引张印湘投降而专为其设的。这与高树勋在26路军中又被任为“27军军长”(高原为27师师长)一样，是为了拉拢杂牌将领的一种做法。这种所谓的“军长”，其实相当于一种军阶，甚至是“爵位”。

　　——第三种，下属只设师。像梁冠英的25路等就是如此，其下只有一个32师，外加一个临时附属的独立第5旅。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这种“路军”设置，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为了拉拢杂牌将领而用的，蒋的嫡系部队一般不用此类名称。于是，为了适应杂牌各军差异很大的情况，“路军”下属设置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设1个师，有的是2、3个师，还有多个师的;师又分甲种(3旅9团制)、乙种(2旅6团或4团制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时，蒋为了分化瓦解和拉拢一些杂牌将领脱离阎、冯，请出河南籍宿将张钫，最后居然也给了张一个“20路军”的名义，其实是把河南那些“山大王”(土匪)一一“兼收并蓄”，尽管号称20万，其实张手中无一兵一卒，所以张钫曾哭笑不得地说“蒋公真是妙人”。

　　所以，当时设八路军，蒋介石其实就是采用了这种对付杂牌的办法：只给了下属一级为师的编制，虽然编号上可以为3旅制(因为按照编号，115、120、129师都各还可补充一个345、360、387旅)，其实是2旅4团制的“小乙种师”。

　　但我们来看看新四军，就有点不同。其下属设置，采取了一种“临时性”的“支队”编制，其特点：一是可大可小，支队大可为师，小可为旅;二是编为4个支队，不合当时一个师2到3个旅的惯例，那么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再改编为2师4旅的“小乙种军”。所以，这里其实暗留了一些“运作”的潜机。

　　留下这种“运作潜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四军的一张“特殊名片”——军长叶挺。众所周知，以叶任军长，是当时国共妥协的一个产物：他为“前中共党员”，故可以为“共方”所左右;而他又现为“非党群众”，还曾是蒋之“半嫡系”(叶与叶剑英、薛岳等为孙中山“韶关总部”时期的“贴身4营长”之一)将领，蒋又有拉拢他的余地。所以，蒋曾经很想通过拉拢叶挺，使新四军“国军化”。

　　二，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级别”的思考如此，就要看谁最后得手了。而一旦得手，那么从理论上讲，新四军的扩张就比八路军更游刃有余一些。其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以“蒋先生”的一贯的“收买”作风，如果叶挺真是死心踏地跟他走，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给新四军3师9旅27团的编制(即后来“整编军”地位)，这就大大强于八路军3师6旅12团了。

　　可能很使蒋遗憾的是，这个“如果”没有实现。叶在新四军，尽管与项英矛盾诸多，与国军将领中旧时袍泽关系又不错，甚至中途还负气开过“小差”，但从未动“再做冯妇”之心，从被捕到获释，都一直是坚定的“共方人员”。

　　倒是共产党的军队，成功地觅机利用了新四军的这种“发展空间”：在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支队，全部变为了3旅9团制的“甲种师”，并与八路军类似，开辟了军区、分区、纵队、支队等名目繁多的扩编途径。于是，我们就有兴趣和理由再设想一种“如果”：如果新四军能够按照八路军那种发展思路，在师之下，设相当于军的“军区”(如129师最初设的冀南、太行等军区)，充分利用所处的赣、湘、鄂、豫、皖、闽、浙、苏等省的边区、山区(大别山、井岗山等)等的有利基础条件，“再造一个八路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惜，历史有它自身的演绎逻辑，这种逻辑，将使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如果”变得苍白无力。我们看一看新四军的条件，就知道这种“如果”的“苍白无力”：

　　——首先，与八路军不同的是，新四军所处区域，多为当时中国的富庶之地，因此也是日本人要拼力争夺的地方。条件差一点的地方，国民党军又要去占据。这就不像内战时期，只有国民党一家是根据地的争夺对象，这使新四军的实际发展的地域空间被大大压缩。

　　——其次，日本人不是国民党，他们内部高度一致，没有各类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反过来，日本人倒是一直把“以华制华”作为基本策略，所以新四军想靠内战那种利用此军阀与彼军阀“两不管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也变得比较小了。

　　——复次，新四军主干部队，是主力红军离去留下的南方游击队，不仅人员少，而且就起家时期情况看，其人员素质也总体上低于八路军。所以，后来还靠八路军支援了不少骨干，包括最大规模的黄克诚纵队的支援。加之三年类似“山大王”式的生存方式，相互之间信任度不高，内部矛盾也多一些。高敬亭被错杀，虽然原因很复杂，但与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关系是很大的(参阅其结果，是导致了当时共产党在南方最好最大的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的让出，无疑是新四军的一大损失。

　　——最后，共产党是靠“武装割据”起家的。“武装”，就要武器，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靠缴获装备自己的，但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不给武器，合作时期，又不能去缴其武器;日本人作战能力和意志顽强，难以大量缴获其武器;伪军虽可以缴获，但其装备一般不良。所以，那时的新四军即便想要大力发展，也受到了武器装备的许多限制。

　　凡此种种，都使新四军的扩张余地没有“如果”式的想象那样大：与八路军的师一级为“方面军级”(下属若干相当于军的“军区”)相比，新四军的师一级只能算是“军级”;尽管新四军的军区多达8个，但每个军区的下属“分区”(旅级)一般为3、4个，而八路军的军区下属分区，有多达7、8个。我们再以最后的结果看：以八路军为基础，编成了解放战争中期的解放军的三半个野战军(西北、华北、中原，东北一部)，而新四军只编成了一个半(华东、东北一部)，其中去东北那“一半”，还是黄克诚的二师，其前身，又是原来的红二十五军改编成的115师344旅。

　　历史的“演绎逻辑”，是一种最复杂的逻辑：它不会像形式逻辑那样，“有其因则必有其果”，而往往是“多因多果”，甚至是“因果不定”。所以，对于历史，我们或许可从中总结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或许这种总结对于未来没有多少用处，但无论如何，历史是难以用一个“如果”去推理出什么的。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同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5日，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同时组成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加强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先后成立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等军区。以后，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屡次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三十一万七千余人。1945年8月，新四军已发展到三十万余人，配合全国各地的军队举行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一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余人北移。6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经7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等根据党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驻重庆的美、英、苏等国外交、军事人员与记者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经过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