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常说的桃花运是怎么来的？什么是桃花运

　　“桃花运”一词最初源于《诗经》，在《国风·桃夭篇》中原文是这样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看来很久以前的古人就用开得极其灿烂娇艳的桃花来形容女人了。这首诗描写的是女子出嫁时的情景。用桃树的果实累累、枝叶茂盛比喻将来的后世子孙人丁兴旺，这样的女子婆家自然满意。所以古人在赞美、祝贺婚姻时常说“既和周公之礼，又符桃夭之诗”，就是出典这里。这大概是“桃花运”一词比较官方的来历。

　　关于“桃花运”还有一个山寨版的传说，说的是唐朝诗人崔护的故事。那首耳熟能详的“题都城南庄”就是诗人记录的自己一段情感经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们从中读到了多少的美丽与哀愁、幸福和无奈。故事是这样的：崔护游玩时口渴，发现一个被桃花掩映的农家，于是上前讨水，迎接他的是个有着桃花般美丽容貌的女子，他与这个女子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但在当时那个非礼勿视的年代，这对倾情的男女也只能“发乎情”而“止乎礼”了，彼此都没有说破。要搁现在，恐怕早去宾馆开房了。

　　来年春天，又是桃花盛开之时，崔护思念之情愈浓，于是再次到访，却见小院已经深锁。崔护于是在大门上题写了这首人面桃花诗。又过了几天，崔护又去，听见院里有哭声，就敲门询问，有个老汉出来说：您不是崔护吗?您害了我的女儿!从去年见到你后她就精神恍惚，前天又看见门上的诗句，进门就病了，不吃也不喝的死了，是你杀了她。崔护伤感悲痛，请求进屋内哭她一回。崔护抬起女子的头，枕着她的大腿，哭着祷告说：我来了。一时百感交集，不能自持。不想此女竟睁开了眼，活了过来。

　　此事在孟棨《本事诗·情感》中有记载。多少有些夸张。崔护有此姻缘，自是美不胜收。二人成婚后此女又殷勤执家、孝顺公婆，夜来红袖添香，为夫伴读，真是羡煞天上神仙。崔护学业也由此日益精进，后来金榜题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崔护为官清正，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运气着实不错。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佳话将男女情事谓之走“桃花运”或交“桃花运”了。

　　从一般理解来看，用“桃花运”一词形容男女情事也是非常贴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桃花的美丽。“桃花”一词有表示某人性情中有艺术情调，风流浪漫的成分。能够透射男女互相倾慕之情，展现男女情事的美好。桃花初开之时红白相映，娇羞无暇，多姿无限，也正好符合多情男女的心事。桃花多情美丽，也使男女的内心变得柔软浪漫。我想每个人心中理想的异性大多都是俊男靓女，如桃花盛开般的摇曳多姿。期盼和猪八戒的二姨或是猪八戒本人艳遇的当属另类。另一个原因就是季节的躁动。桃花盛开之时，正是农历三月。人们在经过了一冬天的寒冷与无奈的包藏之后，终于迎来春天。冰封太久的情感似乎也随着春风拂面而得到了释放。惠风和畅，春日暖照，让人洋溢出许多新的气息，也自然惹得多情男女春心荡漾，就像柳树要发芽一样，感情也喜欢在春天萌发。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心里寄寓”，可见春天的和暖能够化开人们心中凝固许久的冰霜，使人欢畅，也使人躁动。而欢畅躁动又难免会春心萌动。红男绿女往往也要在修饰上紧跟大自然的节奏，撇掉厚重，配以轻装，于是内心与自然间隔愈近，及至融为一体了。这种内外一新的感觉很容易流露在感情上。无怪乎钱老又说：“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可见春天是最为躁动和多变的季节。

　　相学家总说“命犯桃花”，意指和异性有纠缠不清的麻烦事。“桃花运”的美妙也会带给人情感上的牵动，当然也会有因此引发的种种烦恼和麻烦，在易学家的解释中，“桃花运”是与其他一切运势相克的，自也有一定的道理。“桃花运”也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遇到青睐自己的男人也一样是交了“桃花运”，当然也一样会“命犯桃花”。

　　诗人之死，早已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而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先秦人视死如归，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景象。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对死亡(自杀)保持着极度的轻蔑，仿佛只是一次短暂而炫目的反生命旅行。

　　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屈原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描述说，屈原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遗嘱《怀沙》在发出“人生在世终须死啊，对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爱”的叹息之后，就怀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自杀而死。

　　其中的一个证据，是收录在《九章》组诗里的《渔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实文学之一，其中载有屈原对渔父(隐士的化身)的动人对白。屈原披头散发地来到江边，在荒野草泽上边走边悲愤长吟，神色憔悴，形体瘦弱。他对陌生的渔夫说，我宁可跳进湘水，葬身渔腹，又怎么能让自身的皓然清白，去蒙上世俗的尘土呢?这一表白，似乎可以再度证明屈原怀有强大的自杀情结。但这篇《渔父》是典型的“他者叙事”：它只是一份旁观者的记录，而不是屈原的自我陈述，所以还是不够充分有力。

　　被用以证明屈原自杀的主要证据，其实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的信念已然确定(“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沙”)。但《怀沙》也像是根据其自杀传说而炮制的伪作。《九章》的格局除了《橘颂》是四字诗经体外，都是工整的六字体(不包括语气词“兮”)，唯有《怀沙》四、五、六字句相混，犹如一个民间艺人在对屈原展开精神仿写，却又完全不顾屈原本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语词风格也与其它相异，所以有人怀疑它和《远游》、《卜居》和《渔父》之类，都不是屈原的手笔，却又被人精心编入《楚辞》，以此作为屈原自杀的明证。这种蹊跷的情形，反而引发了我们的注意。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的《楚辞》注本，其“严谨性”曾受到“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的严重质疑，指责这对父子是历史造伪的大师。但他们蓄意篡改《楚辞》，费劲地伪造屈原自杀的史实，似乎缺乏强烈的动机。在我看来，伪造屈原“遗嘱”和“旁证”的人只能是屈原的同代人。为什么当时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