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有什么得失？

　　太平军从两广一路北上，冲破重重险阻，于1853年1月攻占武昌后，继续向何方进军，定都于何地成为决策者们必须慎重考虑的重大问题。观览中国地势，自古以来有四个地方是成大业的基地——东南之南京、北方之北京、西北之西安、中原之洛阳(开封)。有三条路摆在决策者们面前：一是趁着势头正盛，甩开南方的清军，一鼓作气，北上攻取河南，据有中原，再迅速直捣北京。(此时湘军也还没成气候);二是借鉴李自成先例，远征西安，再图四川，巩固基地，伺机经山西取北京;三是借鉴朱元璋先例，顺江东下直取南京，经营东南地区。虽然战略会从攻势转向守势，但富饶的江浙地区足以维持鼎足之势。

　　究竟应该在哪里定都，决策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天王洪秀全熟知历史，一直打算入主中原，认为“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卞三娘、罗日纲等将领也主张北上取河南，“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

　　东王杨秀清则主张往东南方向进攻，定都于南京。“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拢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

　　就在各执一端的时候，一个湖南籍的老水手毛遂自荐，大声向杨秀清建言不应该去河南，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最后杨秀清假托上帝下凡的名义发布进攻东南的命令，并指示丞相何震川等人写作《建天京于金陵论》，阐述定都南京的重大意义，为自己的决策营造舆论。于是五十多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从武昌兵分三路向东南方向进攻，一路水军顺流东下，两路陆军沿长江南北两岸并进，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浩浩汤汤、势不可挡，于3月攻占南京，造就天京与北京成十几年鼎足之势的局面。

　　定都南京的不利之处：一是偏安于东南一隅，战略被动。固然可凭借长江天险防守，但这样的战略出发点是防守，会丧失主动权。而革命战争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不断扩大战果和影响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否则难以为继;二是南京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攻占南京给清廷很大的震动和惊醒，容易树敌太多。南京又毗邻江浙、上海等沿海地区，定都南京会过早引起列强的干涉，四面受敌;三是定都南京容易分散精力。太平军必须东征以获得江浙的财富，必须北伐打击对方的统治中心，必须西征以控制长江上游的九江、安庆等军事要地，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后来清廷也将计就计，设立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南京，又攻克东面重镇安庆，形成包围圈，也顺长江而下直取南京，终至太平天国覆灭。

　　外交决策分析学认为集团利益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战争能给军工企业带来巨额的利益，因而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推手。定都南京才有水军的用武之地，老水手可能受职业思维影响，或从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而建言定都南京，步兵或骑兵则很可能会建议北上中原、定都河南。再看二战时的日本，当时日本政军界有两个战略选择：一是北进战略，发动大陆战争，进攻中国和苏联;一是南进战略，发动太平洋战争击败美国和英国在亚太的势力，南下全面占领东南亚。为了各自部门利益、集团事业的发展，日本陆军倾向于北进战略，而日本海军则倾向于南进战略，因此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投放了大量军力，而日本海军也最终袭击了美国珍珠港，挑起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

　　再看朱元璋定都南京和洪杨定都南京后采取的战略。常遇春主张直捣北京，朱元璋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而太平天国则偏师北伐，急于希望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虽然一路上兵员数量一度得到扩编充实，但终究寡不敌众而失败。

　　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反清第一人”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在发动推翻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后，率领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粉碎清军的围追堵截，于1853年3月19日打到南京，击溃清军，冲进南京城，直扑两江总督衙门，杀死了两江总督陆建瀛，占领了南京。洪秀全乘坐黄轿进入南京城时，受到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3月29日，洪秀全将南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为“天京”。

　　太平天国为何没有乘胜追击，向北进攻，直捣北京抑或定都中原，而是在南京驻足扎根呢?

　　当时太平军取得中国的半壁江山后，是继续北上占领中原地区，还是直捣北京，或者在南京定都，在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中是存在分歧的。坚持建都南京的是杨秀清和李秀成。杨秀清在全州时，“已有窥窜江宁之计”(江宁即南京)，当出广西入湖南时，太平军中有些人产生了回老家的念头，他力排众议称：“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金陵即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拢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入武昌后，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下凡令直犯江南”。

　　太平天国史料中李秀成的供状写道：“攻破南京之时，水面舟只万余，各尽载满粮食，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欲分兵镇守江南，欲取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也’‘河南虽系中州之地，只称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

　　洪秀全在进入湖南时尚且表示赞同杨秀清“专意金陵”的主张，进入武昌后，却在去河南还是下金陵的问题上开始动摇。此时，一个江浙名士力荐洪秀全定都南京，《太平天国史实日志》上写道：“钱江，浙江人也，素负胆略，博学多才，林则徐总督两粤时，在幕府甚见器重，后林则徐被贬，他也失意回原籍。适闻洪氏倡议，已破武汉，乃投袂而起，不远千里赴见之，劝洪秀全舍西而东，上书论天下大势，共数千言。其书力言两川不足图……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为京都……秀全览而悦之，即遵其计而行。”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浙江人钱江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起了关键作用。

　　反对建都南京的是卞三娘和罗大纲。据太平天国史料记载，广西籍女将卞三娘向洪秀全献计：“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否决了她的意见后，“卞三娘因其言不用，率领女兵自回广西，不知所终”。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秀清方专权，不纳;以大纲志怯，乃命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率兵五万北犯”。

　　当卞三娘、罗大纲等人的意见被杨秀清用天父下凡的强制手段压制后，接着由41人从不同角度来论证建都南京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形成了11篇《建天京于金陵论》。《建天京于金陵论》对建都金陵的道理作了充分阐述：从地理形势看，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雄踞东南，俯视西北”“钟阜有龙蟠之象，石城有虎踞之形”“出可以战，处可以守”;从政治上看，南京是“王气所钟”“天下名邦”“雄踞东南，足以壮天威成王业”;从经济上看，南京“五方杂处，百货骈臻，物产丰盈”“楚尾吴头，民物浩繁”“财货所聚，户口常充”“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徽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从人才看，金陵乃“士林渊薮”之地。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引发了中外各方的震惊，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濮亨说：“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始置勿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是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非常害怕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在朝廷中“遏绝各省解京粮道，粮道不通，京师震动”的言论不绝于耳。

　　在当时的条件下，太平军出广西，经两湖，打一路失一路，迫切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根据地，整休部队，建立政权，规划全局。建都南京可以说是一个最佳方案，南京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太平天国的存在和发展。当时的东南地区，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在太平军东下时，两江总督仅率领5000人作了抵挡，名为抵挡，实为做样子给朝廷当局看看而已，而其他地区并无重兵把守;此外，东南地区物产丰盈，在保证给养上较其他地区优越;取水路下金陵，顺江而下，仅需一个月，能避免敌军的围剿堵截，随员家眷和辎重又不会成为行军的包袱，比陆路取河南入四川更为有利。

　　至于太平天国的首都为何叫做“天京”，则是遵循太平天国自有的神学体系而定的，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叫天王，故它的首都就叫“天京”。从此，太平天国在两江总督府废墟上建起的宫殿中与清政府分庭抗礼长达11年。